报告|美NGO在华分支炮制“新疆棉报告”：网搜反华言论迎合总部，获利1.8万美元( 二 ) 新疆

姚文娟是将刘敏写的内容和“美国维泰”总部的报告进行对比后感觉“交不了差”的。“姚文娟当时的意思是，按照我的写法，和‘美国维泰’的报告就是各写各的，不是一个完整的报告，”刘敏告诉《环球时报》采访人员，“‘美国维泰’主要参考的是国外那些对中国有偏见的声音，得出的结论是倾向于‘新疆棉花生产中存在强迫劳动风险’。但根据我们当时查到的资料，没有发现这种风险，没有相应的信息与‘美国维泰’呼应。”
刘敏认为，经过姚文娟修改的第二版报告对“新疆棉花存在强迫劳动风险”的分析存在可质疑之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观点先行，即有了判断性结论后，再去找相关报道予以“验证”，“好像必须找到风险才可以”。“比如撰写中文报告时，姚文娟认为扶贫政策中存在‘强迫劳动的风险’，便让我去找可能存在‘强迫嫌疑’的报道，最后采纳‘扶贫干部一次次上门家访’作为推测‘存在强迫劳动风险’的依据。”
刘敏还以童工问题举例。根据他们收集到的公开资料，无法得出新疆棉花生产存在“使用童工”的问题，但姚文娟执意要求查看BCI审核报告，看能否发现有“使用童工”的记录并放到报告中。尽管最终也没发现确切证据，但姚文娟在中文报告中仍得出结论：“我们分析，大规模组织学生采棉的可能性非常低。然而，结合维泰对其他农作物种植过程中用工情况的调查经验，如果一个家庭种植棉花，家中未成年儿童在放学后或休息日参与家庭采棉劳动的风险依然存在。”
“按照这个逻辑，岂不是在其他国家种植棉花的家庭里只要有未成年儿童，都存在‘使用童工’的风险？”刘敏说道。
张文接受《环球时报》采访人员采访时说，经过修改后，她和刘敏在2020年6月向姚文娟提交了接近定稿的新疆棉花产业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提交版”），2020年8月，姚文娟向她们二人分享了“美国维泰”总部汇总后再由BCI审阅的报告最终版（以下简称“审阅版”）。
张文透露，“提交版”和“审阅版”均存在多处“有罪推定”。比如，在有关扶贫项目的段落中，“提交版”写道：“通过政府统一组织招聘拾花工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不排除出现强迫劳动风险……不能保证在招募贫困农民的过程中完全没有‘摊派’，或者在招募过程中所有负责此项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都会充分尊重贫困农民选择就业的自由。”“审阅版”则称：“现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官员有可能胁迫农村贫困劳动者参加扶贫项目下的棉花采摘。扶贫计划有约束性的目标，包括就业目标。一个地方官员的表现是根据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来衡量的……这可能会激励他们直接或者间接向贫穷的农村劳动者施压，让他们从事本不想从事的工作（包括采摘棉花）。”
张文告诉《环球时报》采访人员，用“摊派”“胁迫”“施压”等词语描述“完成扶贫指标”，BCI总部似乎对此很满意，该组织的报告审阅人Damien Sanfilippo甚至在相关段落批注道：“谢谢，这是一种典型的增加价值的分析。”
“在调查报告里写上带有倾向性的批注，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张文说，对于一份不预设立场的报告，这很反常。
再比如谈到新疆服装行业时，“审阅版”称：“在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制造业的突然发展可能会给贫穷的农村劳动者带来间接强制劳动的风险。对于一些不习惯或不想从事制造业工作的维吾尔族人来说，情况尤其如此，这可能与他们的习俗和农村生活方式背道而驰。”在张文看来，这是公然将新疆的制造业发展等同于“强迫劳动风险”，相当于无理要求当地不能发展经济、改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