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逃”出工厂的年轻人，栖息在互联网工厂( 三 ) 机器

“招聘一名电工，薪酬6000-7000元” ，前脚在深圳某QQ求职群发出消息的王峰，后脚就被踢出群聊。工人都嫌这点工资太低了。
可这和深圳普工4500元的工资“天花板”相比已经不算低了，王峰给出的“很少加班”也很人性化，但是却没人相信，毕竟工厂的薪资还是以加班为主。
浙江宁波，戴新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所在的实木家具定制厂用人缺口高达30% ，为了和“缺人”这个问题对抗，戴新不断给工人加薪，普工的工资从5000元上升到7000元。
企业招工的成本日渐提高，从业9年的蓝领招聘从业者李华深有体会。李华进入蓝领招聘行业，那时劳务市场正在发生“调转” 。
2011年以前，个人想要进工厂是需要给劳务中介交钱的。李华入行的时候中介已经要开始掉头找工厂要钱了。 “除非一些特别好的工厂，还需要个人支付400到800元介绍费。 ”再往后就没有个人交中介费的说法了。
相反，工厂招人成本逐渐提高。李华大概给算了笔账，现在市场上，工厂每从中介这里收一个人就要交大概相当于工人工资的15%-20% 。现在普通电子厂的普工工资涨到4000-5500元，而且劳务公司介绍的工人每多干一个月就要交一个月中介费。这样看来，工厂每从中介那里招一个工人，一年就要花费6000元以上。
由此可见，工厂无论在工人薪资还是招工方面成本都有所上升，与此同时，摆在工厂面前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原材料的上涨。
2020年开始，锂、铝等原材料成本上涨了30%-40% ，木料板材的成本价格则上涨了30%-50% ，这种情况下，没有议价能力的小厂是扛不住一直给工人加薪的。
互联网成了新工厂？那这些出走工厂的年轻人都去哪了？“好些人都去送外卖了。 ”李华说， “现在有技术的人越来越难找了。 ”
据央视财经报道， 2019年，中国快递业务从业人数已突破1000万人，餐饮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网约车司机总数突破3000万人。 2020年的疫情更是加剧劳动力产业间的迁徙，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 来自制造业工人。
另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显示，农业人口转移从事第三产业的比重为51% ，主要从事家政、物流、餐饮等服务行业。
“宁跑外卖挣三千，不当工人五六千”成了千万打工人的一句口号，急速壮大的互联网产业，如同一块海绵，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
从本质上讲，劳动力群体的转移是从技能要求比较低的加工制造业，转入到服务业中同样低门槛的快递外卖行业。

为什么外卖员、滴滴司机类零工对年轻劳动力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从收入来看，此类平台型企业工资制度简单直接，大都采取计件或记次方式，劳动者可以在软件中直观看到收入的上涨，从而产生一种“多劳多得”的公平感。
同时，平台兴起之初总伴随着较大规模的风险投资，所以会采取较大力度的就业者补贴吸引来吸引劳动者参与，外界“动辄过万”的收入传闻让不少年轻劳动者心动。
此外，互联网工作的“自由”与工厂的“重复”比起来，似乎更符合年轻人对工作的期待。工厂流水线工人常称自己为“拧螺丝钉的人” ，高度重复、服从于机器的高速节奏，劳动者逐渐标准化。
而平台型企业中，大多劳动者只需要完成非连续性的工作任务，工作地点、时间都可自行决定，虽有平台的监管，但相比于工厂严格的控制和管理，平台型企业显然更为人所接受。
但是，随着平台黄金期的消逝，平台型经济的劳动力红利也进入了瓶颈期。 36氪曾指出，美团每开一个新城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且骑手的流动性不断加剧，美团骑手今天的用人缺口依然高达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