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二维码，两个时代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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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安徽网刊登了一则略带“洋葱味”的新闻——《合肥公交集团每年收1.5吨“假币” ，损失约20万元》。公交投币箱里争奇斗艳：不仅有游戏币、铁币以及山楂片，还有“中国儿童银行”“中国玩具银行”这样挑战认知和法律底线的玩具纸币。
受假币困扰十余年的公交公司们，曾尝试过砸重金打造假币检测仪，却均收效寥寥。每年收到的假币需要出动数辆货车才能全部拉走。
三年后，有人在合肥的公交上瞅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腾讯CEO马化腾。他此行目的，是为体验刚上线合肥公交的“乘车码” 。它最大的特点是快——依赖于微信小程序生成的二维码，只需0.3秒便完成乘车支付。当然，它也顺带解决了假币的痛点。
在移动支付的场景下，甚至连真钱都没有了用武之地。马化腾出现在合肥的同一年，发生了起令人哭笑不得的抢劫案：两名20出头的表兄弟从外地赶去浙江杭州抢劫。风风火火连抢三家便利店，最后只到手1800元左右的现金，还不够路费。两人被抓时，无奈对着警察哀嚎：“杭州怎么没有现金” 。
就在这周，在迪拜世博会上，腾讯做了场名为“码上生活”的直播， 70分钟的时间，介绍了数字技术在中国的生活、制造以及公共事业等方面的应用。 8年过去，二维码几乎成为移动互联网的代名词， “码上生活”也成为中国数字社会的某种写照。
而时间倒退10年，移动互联网初兴起时，二维码却遭到了各种声音的质疑。 2012年，张小龙如往常般在朋友圈分享了思考：PC互联网的入口在搜索框，移动互联网的入口在二维码。这条载入史册的朋友圈，在当时遇到的只有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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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后的微信公开课上，张小龙又一次公开抛出相同的论断，强调腾讯正在致力于二维码的普及。不过外界依旧多视张小龙之预言为“暴论” 。甚有财经媒体特刊一文，仅为犀利指出：二维码只能取代浏览器，难以堪当入口重任。
故事结局已在上文阐述——光速打脸。数年时间，二维码以自身作为入口开启了一个数字经济时代：微信名片二维码、支付码，到乘车码、健康码，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已然被搬到了码上。在疫情期间，码上社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无论是个人的生活还是企业的发展，都因为这黑白相间的方块获益良多。
连二维码技术发源地日本都对中国成就瞠目结舌：早在2018年支付宝登陆日本时，日本经济新闻写了篇题为“中国标准逆登陆日本”的报道，反思本土数字经济的落后。这篇报道后来被官媒误读，以讹传讹成了“日本提出向中国收二维码使用费” ，反倒在国内引起了群情激愤。
10年过去，二维码掀起了改造万物的波澜，这个舶来品反倒在中国长出了新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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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来看， “中国二维码之父”无疑是一个充满荣耀的称呼，他属于一个叫王越的人。在21世纪初，他就有过一个超前的构想：在自己胸前印一个二维码， “如果你想了解我，就扫一下我吧” 。但在倒腾二维码的初期，他没少遭遇挫折和苦涩。
2001年，王越在日本的一所医院第一次接触到了二维码，迅速着迷：通过这一技术，医护人员可以快速获知并更新患者的相应信息，远程诊断成为可能。第二年回国后，他在中关村创立了国内首家二维码应用开发公司意锐新创，没用几年，就将二维码读取时间从17秒降到了100毫秒。 2005年，他建立的中国二维码标准“汉信码”在竞标中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