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平台封禁行为的违法性判断思路——FTC诉Facebook案评析( 三 ) 交易

三、分析平台封禁行为违法性的具体思路
那么，结合Facebook案件提供的裁决理由和美国判例法上的裁判规则，如何看待平台封禁行为的违法性呢？接下来从三个方面展开，试图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参考思路。

首先，平台兼容义务和平台规则的关系。
Facebook裁决公布后，最受关注的一个理由，就是法官认为，即使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也不具有向竞争对手提供服务的一般性兼容义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论断是法官针对Facebook制定并公布的数据交换一般性平台规则的判断。在Facebook的平台规则里，明言了可能以存在竞争性功能为由进行数据“屏蔽”的一般规则，法官认为这一规则并不违法。而Facebook这一“坦诚”的平台规则，也在2018年底因为面临公众审查而终止， FTC提起诉讼也是担心公众审查通过之后， Facebook会重启这一规则。
如果把事实进行一些改动，假设某一个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制定了开放平台的策略，并在平台规则中列明了提供服务的相应标准，其中并没有列明以防止竞争为由的不兼容条款，那么这样的开放平台是否因其平台规则，而产生了面向竞争对手的兼容义务呢？这一兼容义务有可能来自于诚实信用原则，也可能来自于平台规则自我约束的效力。

其次，平台封禁行为违法性认定的重点要素。
从美国判例法确立的Aspen滑雪场标准可以看出，垄断者拒绝交易行为的判断重点，在于其行为的“掠夺性”和“排除竞争”之明显特征。其中对于曾经发生过交易而后终止这一要件的要求，实际上是为了佐证这一交易本身对垄断者是有利的。垄断者宁可“自伤八百”、也要“损敌一千”的拒绝行为，与掠夺性定价行为类似，都具有十分明显或者说“唯一”的排除或削弱竞争对手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平台封禁行为的理由和效果分析，就成为判断违法性的重点。如果平台封禁行为不存在其他合法理由，唯一的或者压倒性的理由就是排除或者削弱竞争对手，并带来竞争损害，就可以认定为具有反垄断法上的违法性。至于屏蔽行为是否一定损害到垄断者的短期利益，尽管这是美国判例法上的要求，但在笔者看来，这只是为了强调排除、削弱竞争对手目的之显著性，并不一定有必要借鉴到我国的认定实践中。

最后，平台封禁行为违法性认定的不同法律路径。
近期，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推动关于平台中立、开放、兼容义务的相关立法，针对平台封禁行为的法律评价和规制，依然可以在反垄断法现有的规则框架下，以个案的形式展开，但亦有可能随着立法的发展，通过其他法律规则的实施来解决。因此， Facebook案件的裁决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平台封禁行为违法性认定的一个视角，但这一视角远非全景。从平台封禁行为的事实层面来看， Facebook已经在2018年底停止了封禁政策和行为，这也是法官驳回FTC诉讼请求的重要事实基础，目前来看，基于各种外在压力，在国际上平台封禁实践已不多见。

从我国现有的实践和争议看，平台封禁行为存在复杂的表现形式，除涉及Facebook案件中的数据接口封禁之外，还存在内容分享接口封禁、链接无法直接跳转等多种屏蔽行为表现形式。在平台封禁的范围上，不同于Facebook案件中对直接竞争对手施加的封禁，国内的封禁范围扩展至电商购物、音乐分享、短视频分享等用户多维度、多形式的内容分享场景，更增加了对封禁行为进行细化讨论的必要性和法律规制的复杂性。在规制路径上，可以从反垄断法角度进行考察，也可以从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特定行业的产业政策等等多元视角进行法律分析。特定情形下的平台兼容义务，可能存在多元的法律基础，有可能来源于平台自身关于开放的承诺，来源于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来源于互联网产业互联互通的底层价值，也可能来源于平台在特定行业的基础地位和强大影响力。在构建中国关于平台经济治理规则体系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借鉴他山之石，另一方面也迫切需要发展出基于中国自身实践的理论和制度构建。